萧、曹、丙、魏就优论 大臣之用天下,当维持天下之治体,而末节不与焉。即区区之末节,而较其一时之所长,则其著见于事业者,固不能无等级之辨,然非所以论大臣任天下之道也。 治天下有定体,大抵宽大乐易者有经久之谋,而刚锐果敢者皆迫切之计。为大臣者,固当培植国本,固结人心,使天下之治,至于千万世而不穷焉可也。 苟惟治体不察而一切严毅者,究心焉则其目前之效非不耸然,其可嘉也,而治道之元气索矣。昔者汉家之治,源流深长,诚不可以一时之严毅为之也。 萧何之画一,曹参之清净,丙吉之长者,是固足以维持汉家仁厚之政。而魏相独以严毅闻,严毅非不足以为政,而汉家之治体果如是乎?君子于是而考明之,则四子之所以用汉者,殆不容无所辨。萧、曹、丙、魏孰优?请因班固之说而申之。 有一代之治,必有一代之治体,而其所以辅赞弥缝于不可终穷之地,要必有以任其责也。 苗民之弗率,声其罪而诛之,无难也,而禹之相舜,乃急急于班师之举;商民之弗靖,虽锄而绝之弗恤焉可也,而周公之相成王,乃谆谆乎姑为教之之言,夫(非)优容和缓之不足以制天下之变固也。而圣人之心,因乃委其自安,待其自定何也,盖不如是则不足以维持天下之治体也。 然则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者,其以此欤?西汉之兴,固不可以三代之治责之也。然高祖天资仁厚,出秦民于水火之余,而纳之于衽席之上。 萧、曹二子亦且静厚少事,而足以为安养休息之政,夫是以一代之治可以久传而无后患。自武而宣,则其浑厚之气以少蠹矣。丙吉之长者,犹足以扶其颠而支其坠,至于魏相之严毅,则又益甚焉,是不可以不辨也。而世之论治者曰,萧何以民田自濡,其视乎相之称上者为孰愈;曹参以醇饮而自肆,其视夫相之总众职者为孰优;丙吉闻匈奴之警而后任科琐边吏之责,其视夫相之职兵略为孰胜。自是而观之,则相之才智自足以震耀于一时,而非三子所及,而深考其维持治体之所在,则优劣之辨始有可得而论者。 采明月令之说,而不知其品式之繁,诚不若三章之约为简且易也;奏贾谊、晁错之言,而不知其限于刑民之过,诚不若狱市不扰者之为安且久也。稔霍氏之祸而不能驹辉,盖杨韩之诛,诚不若三公不接吏者之为无后悔也。三子之所以维持治体者,相果能之乎?相当宣帝严毅之朝,而不守高帝仁厚之治,顾乃耗天下之脉滋天下之变,则三子之智,必不如是。君子于是而视之,则其人品之优劣盖有定论矣。 虽然汉家仁厚之治是固不可以不守也,然文帝之朝,公卿大夫风流笃厚,耻言人过,其仁厚可知也。至于周勃之椎鲁,申屠之木强,是虽不至于激天下之变,而亦何补于汉家一代之治哉。吁治天下之道,不病于法制之不详,而病于法制之过详也;不病于政令之不严,而病于政令之过严也。 用天下者苟能因其一代之体而守其一定之法,则仁厚之政至今存可矣。 萧、曹远矣,丙吉之长者固莫得矣,与其为魏相之严毅至于亏天下浑厚之气,固不若周勃、申屠之徒,虽不足以耸天下之观听,而亦不至于激天下之多事也,君子其不可不为之辨明乎? 今观班固之于数子一概而论之,且曰君臣一体相待而成,则夫萧、曹、丙吉之得君行道,是固不可以优劣论者,而独于魏相之严毅而谓其不如丙吉之宽,则班固之论,盖亦深智。夫治体非泛然之论也,犹之身焉,于康强无事之时而投之以决裂瞑眩之药,非徒无益而又害之。 此治体之说也,固之论数子,亦主乎此而已矣,学者当以是求之,谨论。 |